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黄埔厅大礼堂开庭，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

　　石美瑜庭长讯问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谷寿夫竟然狡辩称，自己的部队未曾杀过一个平民。

　　可是，不仅石美瑜亲自在谷寿夫部队曾驻扎的中华门外挖掘，挖出受害者骨骸，摆在了审判台上。

　　来自民间的证据也源源不断，数以千计的市民提交了反映日军暴行的罪证材料。一本包含16张黑白照片的相册，被列为了南京大屠杀案件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供者吴旋之女吴建琦回忆，父亲的同学罗瑾当初在南京的一家照相馆做学徒，日本人拿了一卷胶卷到他这儿来冲印，他洗完以后一看，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他就很气愤，于是多印了一份。后来走漏了风声，日本人来查，罗瑾把这本相册藏到当时毗卢寺厕所的墙缝里面。最终这小册子辗转到自己父亲手里面。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要对这场大屠杀负责的不仅有谷寿夫这样的高级指挥官，还有更多直接参与屠杀、施暴的中下级日军官兵。

　　在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一篇名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记录了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中国进行杀人竞赛的行径。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份证据。盟军很快启动了对两名战犯的逮捕与调查。

　　南京法庭对谷寿夫的审判正进行到了最关键的环节。

　　法庭之上，各种证据纷纷呈堂。八十多位证人出庭举证。许传音，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陈述了红卍字会收殓遗骨时亲眼所见“几乎无地没有尸体”的情形，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斯迈思等人描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强奸、刺死与枪毙”“满城各街尽具死尸”“安全区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等惨状。

　　法庭经过广泛走访后，搜集征集到的物证达数千件：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埋尸调查记录；大量控诉日军暴行的南京市民呈文；李秀英、白增荣、梁廷芳等被害人和其他证人的调查笔录；屠杀发生期间身处南京的中外人士编写的书籍……吴旋提供的侵华日军自行拍摄的16张照片也成了关键证据。

　　证人、证物、证言，各方的证据将日军的暴行一一揭露，所还原出的惨烈情况仅是冰山一角，却已足够令人心惊。面对这些不容辩驳的铁证，报纸记载，“谷犯不敢仰视”。

　　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将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永远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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